中新社北京6月8日电 

中新社记者 郭超凯

2020年，一面东汉铜镜的亮相，引起国内文物界和收藏界关注。这面铜镜刻有“中国”与“匈奴”的铭文，并记录有昭君出塞的故事，是目前已知最早记载王昭君的文物。然而这件国家一级文物，却是犯罪分子从田里盗掘而来。到底是谁在盗掘珍贵文物？又是谁在背后倒买倒卖？中新社记者近日采访办案民警，追溯铜镜流落民间的来龙去脉。

(资料图)

东汉铜镜为何流落民间？

这面“昭君出塞”铜镜直径21.5厘米、缘厚1.2厘米、重1434克，其镜背中心为扁球形钮，钮座为十三枚乳钉环绕，间以铭文十二字，为制作者名称及吉语。

铜镜内区中部有四枚乳钉，将图像分割为四组扇形区域，每一区域均布置人物车马画像。外区有长铭，形式为七言诗，共七十字，铭文为“孟春正月更元年，胡王陛见赐贵人。后宫列女王昭君，隐匿不见坐家贫。待诏未见有(又)失神，长迫受诏应众先。倍(背)去中国事胡人，汉召单于匈奴臣。名王归义四夷民，兵革不用中国安”，详细记录了昭君出塞的故事。

它的出现，以实物形式证明昭君和亲的故事在东汉已广为流传，也成为探讨王昭君故事发展演变的重要线索。

洛阳博物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副研究员石艳艳向记者介绍，这面铜镜是目前已知最早记载昭君出塞故事的文物，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

更难能可贵的是，铜镜上的铭文两次出现了“中国”字样。铭文上记载，王昭君“倍(背)去中国事胡人，汉召单于匈奴臣”，将“中国”(汉朝)与“匈奴”相对，这是已知存世最早的一件明确将中原王朝与域外政权相对，自称“中国”的实物证据。石艳艳表示，这说明在汉朝，相对匈奴等域外政权，“中国”已是中原政权对自我的深刻认知与认同，有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

然而，就是这样一件无价之宝，却是一件疑似被盗文物。

铜镜亮相后不久，公安机关通过侦查发现，这面铜镜疑似洛阳文物贩子李某贝以高价倒卖给广东商人骆某。既是珍贵文物，又牵涉文物非法买卖，洛阳市公安局立即成立工作专班，迅速开展侦查。2021年7月，该案被列为公安部督办案件。

铜镜被层层倒卖4手

这枚铜镜从哪来？又是如何落到文物贩子李某贝手中？

为了拨开重重迷雾，洛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文物犯罪大队民警李晓丹等人决定从李某贝和骆某两个关键人物着手。

经过调查，洛阳警方得知，文物贩子李某贝长期以倒买倒卖文物为生。尽管文化水平不高，只是初中毕业，但李某贝非常善于包装自己。他经常举办一些文物知识的讲座，还在社交平台上晒宝、鉴宝。一番精心操作让他成为洛阳文物圈内数得上名号的“行内大咖”。

“圈内人都叫李某贝‘大咖’，但他基本不跟洛阳人做生意，都是跟外地人做生意。”多年的办案直觉，让李晓丹意识到李某贝这人不简单，其背后肯定牵扯不少珍贵文物。

经过11个月的艰苦工作，洛阳警方逐渐查清了犯罪网络框架，在湖南长沙开古玩店的张某安进入洛阳警方的视野。此人也是职业文物贩子，与李某贝交往密切。李某贝手中的“昭君出塞”铜镜极有可能是从张某安手中购买。

2021年9月，洛阳市公安局组织第一次集中抓捕行动，李某贝、张某安等人被抓捕归案。李某贝交代了他从张某安处购买“昭君出塞”铜镜并倒手转卖的犯罪事实，印证了警方在前期研判中的推断。

根据李某贝交代的犯罪事实，洛阳警方不断倒追、深挖铜镜倒买倒卖的来龙去脉，最终查清楚了这面铜镜的来历：

原来早在2014年，犯罪嫌疑人林某永等四人便在桂林市平乐县平乐镇糖榨村一农田内盗掘出土了这面“昭君出塞”铜镜。同年下半年，经中间人介绍，林某永以8万元(人民币，下同)的价格，将这面铜镜卖给了广西荔浦市的郭某强。随后，湖南长沙文物贩子张某安和张某尉共同出资20万元从郭某强处收购了这面铜镜，之后又以240万元的高价卖给了李某贝。李某贝再加价20万，以260万元的价格将铜镜卖给了骆某。至此，“昭君出塞”铜镜案全链条告破。

顺着倒买倒卖的链条，洛阳警方循线抽丝剥茧，扩大战果。截至目前，警方从犯罪分子手中搜出的文物多达5000多件，其中包括“昭君出塞”铜镜等一级文物8件，二级文物67件，三级文物592件。所幸，这些涉案的文物均已悉数追回。